嫦娥四號探測器總設計師孫澤洲的頭發理得很短，兩眼炯炯有神，透著英氣，與人交談時語速飛快，條理清晰。

　　“每次看到月亮，我都會想到中國的探測器在月球上留下了印記。嫦娥四號成為第一個在月球背面軟著陸的航天器，我作為從事這一任務的一員，感到很自豪。”孫澤洲說。

　　從月球到火星

　　上世紀 90 年代中國開始論證嫦娥一號時，中國僅有支持近地衛星的測控網，如何實現地月之間 38 萬公里的測控還是個難題。

　　學習測控通信專業的孫澤洲參與了探月團隊。“1996 年第一次聽老專家講月球探測時，我感到月球還是個很遙遠的目標。”他說。

　　如今，晴朗的夜晚，孫澤洲更多的是遙望天幕上紅色的火星。“我現在覺得 4 億公里很頭疼。”孫澤洲笑道，指的是他的團隊正承擔火星探測器的研制任務。

　　中國計劃 2020 年發射火星探測器，一次完成對火星的“繞、落、巡”。這樣形式的探測還沒有哪個國家實現過。孫澤洲說，這體現出中國在空間技術發展中的“首創精神”，但難度非常大。

　　火星探測對中國的航天工程師來說是全新的挑戰，他們要解決地火之間遠距離測控通信以及如何登陸火星等問題。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國際上已實施的 40 多次火星探測任務，成功率約為一半。

　　最讓孫澤洲擔憂的是火星的大氣。

　　“當年我們研究如何登陸月球時，覺得月球如果有點大氣該多好啊，我們要完全靠探測器攜帶推進劑，一共不到 4 噸的發射重量，三分之二帶的都是推進劑。可是當我們開始研制火星探測器時，發現有大氣也很麻煩，雖然不用帶那么多推進劑了，但是火星大氣的不確定性帶來的問題，要比沒有大氣復雜得多，有些事靠運氣。”他一連串用了好幾個“很麻煩”來形容研制火星探測器中遇到的難題。

　　但他和團隊勇敢地迎接著挑戰。“正因為有壓力，才能帶來技術的進步。”孫澤洲說，“等我們的探測器登陸火星后，我們就又成長了。”

　　永不止步

　　39 歲的李飛從小就有太空夢，在天津大學學習機器人專業后，2009 年進入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工作，成為嫦娥三號、四號團隊中的骨干。

　　“我們的探測器可以理解成機器人。嫦娥四號動力下降是全自主的，可對月面的障礙物識別判斷，自主降落到安全著陸區，這就很類似機器人。未來的深空探測中，尤其是到了更遙遠的火星、木星、冥王星等，通信時間越來越長，需要更智能化的機器人。”李飛說。

　　他回憶說，研制團隊在北京郊區開展著陸器的懸停試驗時是寒冷的冬季，因為儀器要在低溫下工作，試驗都是在凌晨進行。研制人員每天三點起床去做試驗，白天還要分析數據，堅持了一個月，非常辛苦。

　　李飛說，中國探測器登月過程的制導導航控制技術是世界領先的，尤其是懸停避障技術讓國際震驚。美國的火星探測器有懸停避障技術，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登月是宇航員控制的;蘇聯的月球探測器沒有懸停避障技術。中國是第一個在登月中實現探測器自主懸停避障的。

　　一次俄羅斯同行對李飛說，他們把嫦娥三號整個登陸過程看了上百遍，研究中國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們曾經無數次研究過蘇聯當年的探月任務，現在反過來是他們學習我們了。”

　　“從事深空探測最大的樂趣是探索未知，能對中國和全人類的科技發展都有貢獻，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李飛說。

　　孫澤洲說：“深空探測都是高風險的任務，從事深空探測，我們不能止步，總有新的挑戰在前面，但這正是深空探測的魅力所在，如果多年只重復做同樣的事，沒有挑戰，也就失去了探索的意義。”

　　“地球上最幸福的人”

　　孫澤洲和他團隊中不少人既參與了月球探測，又從事火星探測，這樣的機會全世界罕見，他們覺得自己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

　　孫澤洲 33 歲就擔任了嫦娥一號探測器的副總設計師，是中國航天界當時最年輕的副總師。而在中國探月、載人航天、北斗導航等科研團隊中骨干的平均年齡都僅為三十出頭。

　　他說，自己和許多中國年輕的工程師一樣，趕上了中國高速發展的好時機。近十幾年來中國航天的迅猛發展，為年輕人創造了很好的舞臺。“我們是幸運的，個人的成長期和航天事業高速發展階段是同步的，我們有更多的機會和壓力促使我們成長。”

　　李飛認為，中國新一代航天人繼承了老一輩航天人無私奉獻的精神。隨著時代發展，新一代航天人的教育背景更好，具有全球性視野，創新能力更強，思想上更靈活。

　　玉兔二號熱控分系統主任設計師陳建新說：“作為新一代航天人，我們掌握了更強大的設計工具，我們希望不僅能繼承前輩，還能突破自我，從事更有新意的工作。”

　　“去月球背面，好似攀登一座無人涉足的山，有征服未知的神秘感，希望我們的月球車能有新的發現，為人類帶來飛越性的發展。”陳建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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