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產業是我國擁有全球標準話語權和技術競爭力的產業之一。當前，正值通信產業代際轉換的關鍵期，全球通信產業競爭焦點轉向新一代通信網絡標準以及圍繞新標準的新應用場景。我國需要抓住這一窗口期，強化標準建設優勢、規模部署優勢和應用創新優勢，推動通信產業實現持續領先。

　　我國通信產業優勢亟待重構

　　通信產業是國民經濟中的戰略性、基礎性、先導性產業，是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建設的核心支撐。然而，在通信產業乃至數字經濟發展面臨階段性重大轉變的背景下，我國通信產業的既有優勢也面臨多方面挑戰。

　　第一，我國通信產業的標準優勢面臨著代際轉換挑戰。通信產業具有鮮明的代際演進特征，特定企業乃至國家的技術和標準優勢可能因代際轉換而被徹底顛覆，當前移動通信和固定光纖網絡的新一輪代際轉換進程已啟動。以移動通信而言，我國正是抓住了3G到4G、4G到5G的代際轉換窗口期，才實現了“3G跟跑、4G并跑、5G領跑”的跨越式發展。掌握全球近一半的5G標準必要專利(實施標準時無可替代的專利)是當前我國5G領先的最重要基礎，但全球移動通信已經進入從5G向下一代移動通信發展的代際轉換期。國際通信標準組織3GPP在2021年底確定5G-A為5G標準后續演進版本，在2024年上半年凍結了首個5G-A標準版本，預計將于2024年底啟動6G場景與需求研究。這標志著5G—5G-A—6G的全球代際轉換進程開始加速，我國5G產業既有的標準優勢將面臨越來越大的代際轉換挑戰。

　　第二，我國通信基礎設施的規模化部署優勢面臨結構性錯配的挑戰。我國通信基礎設施整體上處于全球領先地位，但對照新階段通信基礎設施與工業生產設施等2B需求大規模融合部署的要求，還存在結構性錯配問題。在供給范圍上，此前我國通信基礎設施建設一直遵循優先覆蓋人口密集區域的“人口覆蓋”原則，對工業生產密集區域的“經濟覆蓋”不足，難以適配工業數字應用對海量工業設施廣泛連接的要求。在供給質量上，工業數字應用落地面臨著通信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的限制。一方面，工業互聯網普及已開始受限于網絡基礎設施質量瓶頸。例如，只有將時延控制在1毫秒以內，5G全連接生產線才能應用于醫藥、化工等連續型生產的工廠，而我國5G網絡還達不到這一要求。另一方面，算力與網絡充分融合的算網基礎設施是支撐智能化應用的關鍵設施，但我國算力基礎設施和算網融合基礎設施還沒有形成絕對優勢。

　　第三，我國通信產業的應用生態優勢面臨數字經濟重點發展場景轉換的挑戰。在全球數字經濟生態中，我國以“基礎設施+2C應用”見長，在通信網絡等數字基礎設施和電子商務、社交平臺等2C應用領域實現了局部領先。一方面，我國電信運營商高效落實通信基礎設施適度超前建設，為2C應用的創新與普及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2C應用具有可規模化復制的特征，能夠利用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快速擴張，從而使通信基礎設施的賦能作用得以快速彰顯。然而，隨著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快速改變數字經濟底層技術體系，新興數字應用爆發的預期重點從2C轉向2B，而工業互聯網等2B應用具有行業需求碎片化、多樣化特征，發展其應用生態需要進行多樣化探索，而非規模化復制。我國傳統的“規模創造”型思路不適應2B應用發展需求，原始應用創新能力不足，造成通信網絡設施在新的發展階段未能充分發揮其應有的行業賦能作用。

　　多措并舉推動通信產業持續領先

　　確保通信產業持續領先是我國在全球數字經濟生態中掌握非對稱競爭優勢的重要支撐。這要求我國緊抓當前通信產業代際轉換窗口期，加快先進網絡規模化商用，打造適應新階段數字應用需求的通信網絡設施和頂層治理體系，以領先構建的事實標準和更加繁榮的應用生態牽引我國通信產業持續領先。

　　第一，加快5G向5G-A、F5G向F5G-A轉換的規模化商用步伐，強化我國通信基礎設施的絕對領先地位，牽引下一代通信網絡事實標準的領先發展。國際標準化組織是全球通信標準制定流程的核心，但各國標準話語權最終還是取決于其通信網絡的事實影響力。以移動通信為例，作為5G到6G的過渡階段，5G-A技術與應用創新將覆蓋約70%的6G關鍵能力和應用場景，是6G標準的最重要源頭。這意味著，從現在到2029年的5G-A建設期是決定6G標準走向的關鍵窗口期。我國作為5G優勢國家，應積極落實3GPP支持的5G—5G-A—6G演進節奏，率先實現5G-A網絡的規模化商用，并利用5G-A網絡的規模化部署機會加快技術優化，展示技術優勢，拉動上游企業圍繞我國主導技術進行專用性投資，促成我國主導技術成為5G-A事實標準并演進為6G全球標準。

　　第二，推動通信基礎設施建設戰略從“人口覆蓋”轉向“經濟覆蓋”，構建一個供給范圍和質量都精準適配新型工業化和2B應用需求的通信基礎設施體系。一是應明確以“經濟覆蓋”為主的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原則，從“有人有覆蓋”向“有生產有覆蓋”拓展，確保有2B應用需求的工業設施均能接入高質量通信基礎網絡。二是應推動網絡基礎設施高標準再領先，加快5G-A、F5G-A等下一代通信網絡技術的研發和商用，確保網絡基礎設施全面滿足工業數字應用對數據安全、時延、帶寬等的更高要求。三是應加速算網融合基礎設施轉型，加強跨部門協調合作，出臺算網融合基礎設施發展規劃，強化各類設施建設標準的統一制定和協同，推動網絡基礎設施優勢向算網融合基礎設施優勢轉變。

　　第三，強化頂層戰略協同，打造協調有力的通信產業乃至數字經濟治理體系，促進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和垂直產業應用創新“一盤棋”。一是要協同部署各行各業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基于“增量優先”的原則，明確新建住房、新建園區等的先進通信基礎設施要求，如通過千兆園區建設夯實數字化轉型基礎。二是新型工業化、重點行業設備更新改造等產業政策應注重協同5G-A、F5G-A等通信網絡代際轉換步調，積極支持基于通信新技術新標準的解決方案。三是協同開發開放關鍵應用場景，破解基于先進通信技術的行業垂直應用“試驗難、落地難、擴散慢”的問題，促進應用創新與繁榮。

　　(作者江鴻、李偉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賀俊系《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副總編輯、研究員)

　　【責任編輯:周靖杰】